相传释迦牟尼说法时，感动天神，天上香花，纷纷坠落，因此就有了“天花乱坠”的成语。这原是形容所说精微深奥的褒义语，不料到了现代汉语中，却成了“华而不实”、“用动听语言进行欺骗”之类的贬义语。但不管成语的含义如何演变，向公众“说法”的传统，自释迦牟尼以来一直没有湮灭。在欧洲，这一传统通常被称为讲演。
由学术名家向公众——当然必须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公众——作讲演，在西方一直不乏成功的例子。比如C·P·斯诺（不是那个曾去延安的美国记者）从1959年开始作的一系列讲演，特别是其中的《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》、《再谈两种文化》、《科学和政府》、《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》等篇，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使人们开始重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、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越来越宽的鸿沟。又如，英国历史学家E·H·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G·M·特里威廉讲座中作系列讲演，总题目为“历史是什么”，后来汇集成书，也成为一本很有影响的作品。再如当年B·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视野宽阔，风格雄辩而奔放，原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恩斯基金讲座而撰写的，部分内容曾在那里进行讲演，后来《西方哲学史》成为雅俗共赏的名著，风行全球——今天我们这里的出版社孜孜追求的所谓“双效益图书”，早就有了当之无愧的先例。
讲演不是学术论文的宣读。由于听众通常不是讲演者研究领域中的那一小批同行，所以讲演者如何既让他的听众听懂，又让他的听众有兴趣听下去，其间大有学问。如果陷入论证的细节中，听众会感到索然无味；而如果都是简单的论断，听众又会感到不可信，甚至感到自己的智商受到了轻视。讲演又是一个与听众交流的过程，因此讲演者必须事先对听众的教育程度、兴趣所在等等有比较准确的估计，讲演才能有较好的效果。那些成功的讲演，既能言之有物，使听众获得知识方面的收获，又能以或雄辩，或奔放，或幽默的风格吸引听众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它们被整理成文字发表后，往往能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快感。
当年释迦牟尼“说法”的传统，随着佛教的传人，在中国当然也不是没有影响。但是到了后来，“说法”变成“报告”，“讲演”变成“发言”，人人都用同一种陈词滥调来表达别人灌输给自己的思想。假话空话大话连篇，语言乏味甚至可憎。到了这一步，“说法”已成绝响，当然也不再有天花为之坠落。
所幸这样的年代已过去，我们重又回归正常。
为了有助于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了“名家讲演录丛书”。这是一种普及性的通俗读物）每书仅2万字左右，采用别致的64开袖珍本，首辑12种，由12位院士“登坛说法”。他们是：周光召、朱光亚、宋健、路甬祥、徐匡迪、席泽宗、王绶绾、邹承鲁、吴佑寿、汤钊猷、曾溢滔、杨雄里。
丛书是对假想中的听众——大学生们或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一般公众——而作的“书面”讲演，但据我所知，其中至少有几篇确实是为真实的讲演而准备的，如宋健的《超越疑古，走出迷茫——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》，是据他在1996年5月16日断代工程会议上的发言修订而成；徐匡迪的《飞速发展中的现代科技》，是据他在1999年2月27日“上海图书精品战略论坛”上的报告增补修订而成的；又如席泽宗的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》，是他在1999年3月1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讲演等。
这些讲演者都是各个领域中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，由他们就某一专题作通俗性的讲演，又非常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，即使有理论性较强的段落，也必辅之以浅显而恰当的实例。其精彩纷呈，引人入胜，尽在意料之中——当然，是否果真如此，读者自会作出更准确的判断。
（“名家讲演录丛书”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，首辑12种，64开，每本定价：3．8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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